1948年末到1949年上半年，为习惯革新局势发展的需求，坐落洛川的延安大学一分校迁到韩城，驻原韩城中学原址（城隍庙）。其时，每天都有很多前进青年前来报考学习。期间，在当地党政部门和公民大众的热心支持下，该校各项工作顺利展开，学员醒悟敏捷进步，在短期内为革新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。本文作者为延安大学一分校学员。

　　1949年春节后不久，延安大学韩城分校正式上课。校园的物资都需求校园师生自行运送。为此校园预备了一支驮骡队，装备了10头青色驮骡。赶驴的把式个个头裹毛巾，身套坎架，高唱“信天游”，手执棍鞭，赶着驮队声势赫赫行进在边区到韩城的山间小道上，不断地为咱们送来学习、日子用品，让咱们深受感动。

　　同学的服装由校园发放———都是陕甘宁边区制造的“干部服”———灰色粗布制服、“八角帽”“千针鞋”。咱们穿上制服后，还要在腰里扎条布带，鞋上系上鞋带。

　　咱们睡的是地铺，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小米。每天早上，先站队去南河滨洗脸，接着是出操、吃饭。每逢开饭，炊事员用大木笼蒸出米饭后，就倒在新芦席上。同学们各持碗筷自己去盛；然后8个人围着一瓦盆菜蹲着吃起来。刚开学时是早春时节，菜绝大多数都是熬萝卜片，跟着时节改变，校园想方设法为咱们增加了一些青菜。

　　延安大学副校长于藻曾来校作过几回陈述，在县上的大众大会上也应邀讲过话。分校设有教务处，下编4个大班，有学员200多人。班下设组，我被编在第8班第1组，班主任是唐越，班干事是马栋元，都是青年教师。后来西安与关中各县青年大批前来，又编了4个大班，韩城城里当地包容不下，一部分师生迁往姚庄村，从此“城内”与“姚庄”就别离称为“一部”和“二部”（咱们城内的是二部）。同学们都是热血青年，以极为振奋激动的心境投入了学习和操练。咱们的课程以政治思维教育可为主，马彬教师主讲的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新史》和张宣教师主讲的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新政策》两门课开得最早，教育时刻也最长，其他的还有《我国国内（抗日）战后局势与我党的政策政策》和《二次大战后的国际问题》等课程。校园还常常增设许多时势专题陈述与事务政策的专题陈述，此举既进步了同学们的理论常识水平，又激发起咱们的学习热心。

　　每天上午绝大多数都是上大课，讲堂设在城里东寺口“大众堂”的大殿里，学员就地蹲坐，膝盖便是课桌。教师在讲台上讲，在大黑板上写提纲，学员边听边记。其时条件艰苦，开学一个多月后，校园给每人发了一个约有八寸高、凳面比书本大一点的木板凳。为了“换脑筋”，在讲一段课后，教师们就教咱们唱革新歌曲。下午多是自学评论。晚饭后还要在校内东边的操场上操练扭秧歌等文艺表演。锣鼓声声，继续不断，有时同学们还扮成各种姿势。虽然气候很冷，但咱们都很投入，练得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，但没人乐意停下来。有时下课，咱们还排着队，高唱革新歌曲穿过韩城的街头巷尾进行革新宣扬，引来大众纷繁前来观看。

　　校园从始至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学生的方法，让学员赶快进步革新醒悟。教师们将讲堂评论视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，鼓动同学们自学和参与小组闲谈评论。咱们一有时刻，便挤进校园的图书馆里，力争上游地弥补常识。

　　其时，全国解放在即，针对革新局势的需求，校园安排同学们参与各种会议，并导入写学习总结的方法，引导学员放下包袱，自觉地向安排说清自己的历史问题，在进一步认清反动派实质的一起，活泼贯彻落实为公民服务的思维，树立革新的人生观。

　　记住1949年北平平和谈判期间，校园给同学介绍了很多的资料，贴在校园东西走廊里，并以《国内完成平和的首要妨碍是什么》为题，活泼安排同学们进行时势评论。在评论过程中，校园师生各抒己见，气氛极为活泼。终究，咱们的定见根本趋于共同：接近消亡的反动派，为了求得喘息的时刻，装出要平和的姿态，妄图东山再起。所以，公民需求平和，但绝不能放松警觉。

　　在校园的引导下，同学们还常常举行小组日子会。在会上，同学们要点展开批判与自我批判。在遇到显着问题时还要举行大型的日子会。记住其时文工班有4名学员因违犯安排纪律和日子纪律，对此文工班举行了大型日子会。会上，犯错误的同学自动做了反省，同学们本着团结互助的准则，坦诚相见，对他们仔细批判协助。会后，这几名同学轻松愉快地回到本来的岗位，照旧演戏，和咱们共处和谐。

　　此外，校园还依照学以致用的政策，派同学们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，比方到聚会、街镇和邻近村庄宣扬、演说并进行文艺表演等。

　　1949年4月，校园将一部、二部中爱好文艺宣扬的同学们选拔出来，独自编为文工班，我也被编入其间。班主任是李景生，班干事是张炜。

　　文工班建立后，独自住到文庙里。马彬教师在建立后的第一次班会上给文工班作发动，勉励咱们在党的领导下，尽力为工农兵服务。记住其时，他指着文庙大殿上空悬挂着的“文雅在兹”的大匾说:“咱们是一支为革新为公民服务的文明戎行，咱们在这儿学习、排练、宣扬革新道理，这也是‘文雅在兹’啊！”他幽默的说话，使咱们遭到很大鼓动。

　　文工班学习的文件首要是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说话》。与此一起，咱们开端了革新现代戏的严重排练，大型的剧目有三部：《贫民恨》《关中血债》《坚持到来》，中短剧目还有《你看我是谁？》《军民一家》《黄土冈》《探黑点》等。其时，设备十分粗陋，乐器多由乐队自备，有的是从数百里外的敌占区搞来的，其他的则是找资料克己，衣物道具全赖向当地大众借。后来总校送来了两个降落伞，是敌军空投物资时被我军缉获的，咱们如获至珍，当即着手裁剪缝制，改成两块方形的侧幕。

　　1949年四五月间，咱们开端了紧凑的表演活动：先在校内为师生员工表演，听取定见，进行改善；不久又在大操场为韩城大众表演。记住在大操场的一次表演中，因为演得过于传神，台下的观众看得“怒形于色”，有人竟拿砖块向演“狗腿子”的艺人徐仲恭砸来，幸而他身手灵敏，否则或许受伤。担任舞台服务的徐伯恭急速登台解说，才停息了观众的“愤恨”。华北十九兵团在禹门口渡黄河时，咱们承受校园指令，当即赶往当地，为行将前往大西北的指战员做慰劳表演，取得了很好的作用。

　　后来，咱们又前往周边地区，为野战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做巡回表演。在柳枝等几个村慰劳伤员表演时，同学们使用表演空隙，前往病房，造访了战斗英豪、重伤员，并向他们表示慰劳。

　　虽然表演活动繁忙，每晚表演结束时都是深夜，但同学们洋溢着革新的达观主义精神，从无人叫苦叫累。一起，在表演期间接触到的人和事也使咱们遭到深入的教育和启示。记住野战军后方医院有位，把拼刺刀英豪刘四虎的荣耀业绩编成剧本。这部剧也是咱们要排演的。咱们在医院慰劳表演时造访了作者，请他谈了创造的通过和感触。作者特意为咱们每个表演者谈了定见，使同学们对人物的了解又有了一个新的知道。

　　西安解放后，校园一部、二部同学一起结业，咱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校园，前往各自新的工作岗位。咱们文工班“团体分配”，荣耀地成为延安文工团团员。没几天，咱们接到上级指令，告别了学生日子，打起背包，带着服装、道具，跟从大军向大西北乘胜进发。